王睿恒 | 美国与中国人的美国观(18世纪~1949年)(上)

-回复 -浏览
楼主 2021-04-06 10:06:20
举报 只看此人 收藏本贴 楼主
小编按
美国在建国之初就与中国进行商贸往来,当时的中国是如何看待这个新兴的国家呢?随着国门被迫打开,中国对美国的认知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呢?本文通过细腻的描写,为我们描述国人认知的转变。

本文作者王睿恒,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专业助理研究员。
原文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中国人在不同时期形成的美国观,与美国的积极塑造与影响密切相关。1949年之前中国人的美国观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840年之前“化外蛮夷之邦”时期、1840~1899年走下神坛的理想国时期以及1899~1949年令人爱恨交织的帝国时期。不同阶段,美国人试图影响和改变中国人之美国观的方式也不一样。中国人对美国的认知从片面的认识逐渐转变成美化夸大,最终回归现实,经历了一两百年的时间。

 

关键词 :中美关系;美国观;文化帝国主义

中国对美国的认知一直是影响中美关系的关键。美国在中国人眼中的国家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对美外交的态度与方式。为了促进对外关系与实现国家利益,现代国家往往极力在海外塑造有利于本国的国家形象,以图影响他国对本国的认知与外交决策。自20世纪90年代国际关系学者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的概念后,有关海外国家形象塑造的研究出现了一波新的热潮。在现有学术成果中,学界已经对中国人的美国观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是,关于中国人有关美国的知识和见解源自何处,美国人对海外美国形象的塑造和知识输出与中国人之美国观的关系,尚缺乏全面的探讨。事实上,中国人的美国观是一个异常庞杂的观念体系,在不同时代有着各自的特点。总体说来,大致可以将18世纪到1949年间中国人的美国观划分为三个阶段:1840年之前“化外蛮夷之邦”时期,1840~1899年“走下神坛的理想国”时期,以及1899~1949年“令人爱恨交织的帝国”时期。

一、“化外蛮夷之邦”(18世纪~1840年)
自明朝中期开始实施闭关锁国政策之后,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就越来越狭隘。国人自诩“天朝上国”,周边国家都是尚未开化的蛮夷,不值一提。以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一两百年之后,中国人仍不知美洲在哪。最早向中国人传授美洲知识的是欧洲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

魏源曾在《海国图志》中记载,在中国介绍美洲,“自明代西人之书始”。1581年来华的耶稣会教士利玛窦向明廷进献《万国图志》,是在中国传播“天下分五大洲”学说的第一人,而五洲之一的亚墨利加州即今日所谓美洲。此后,又有传教士艾儒略著《职方外纪》并附《万国全图》,以及清廷延请的耶稣会士南怀仁作《坤舆全图》和《坤舆图说》。这些欧洲传教士介绍“域外地理学”的书籍,向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开启了认识美洲乃至世界的第一扇窗户。

 

可惜,明清两朝的统治者和士大夫一开始并不怎么相信传教士的说法。在他们看来,传教士笔下的世界“多奇异,不可究诘”,对西方国家的介绍有“夸大”“粉饰”之嫌,因而“表面勉为敬崇,而不用其学说”。此时的中国人并非完全没有了解世界的途径,只是欠缺接纳新鲜事物的胸怀和眼界。特别是当这些外部输入的有关美洲的知识尚局限于抽象的文字和地图时,足不出国门的中国人很难相信其真实性。偶有国人著述提及美洲,也是张冠李戴,错误百出。如乾隆名士杨复吉错将加里曼丹岛和菲律宾群岛当成南北美洲;而道光年间所修的《广东通志》,竟将南北美洲划入非洲境内。可见,在中国人真正接触美国人之前,他们对太平洋彼岸那片新大陆的认知是相当混乱的。

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直接接触,最早发生在1784年。当时年轻的美利坚共和国刚刚独立,为了削弱对英国贸易的过分依赖,美国商人驾驶着“中国皇后号”漂洋过海,抵达广州口岸,开启了中美两国交往的历史。从此时起到《望厦条约》签订,中美之间维持的是一种非官方的贸易关系。此时的美国在中国人眼中和英国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它们都是“化外的蛮夷之邦”,附属于“天朝上国”。清朝人的世界观局限于它所能看到的“天下”,而不是真正的世界,这反映出中华文明长久以来在东亚地区无可争辩的优越地位以及闭关锁国之后造成的盲目自大。

在传统的儒家观念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反映在清朝时期,则具体表现为“天朝上国”“藩属国”和“化外三邦”的三重关系。作为“天朝上国”,清政府拒绝与这些“化外蛮夷”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为了彰显大度和“怀柔远人”的政策,清政府允许他们从事朝贡贸易。这也是美国商人得以来华的原因。在这种自以为是、居高临下的世界观的指导下,中国人将美国视为诸多“化外蛮夷”之一,对美国国内的具体情况不甚了了,也不屑关注。据“中国皇后号”上的管货员山茂召的日记记载,初次与美国人打交道的广州商人尚且分不清美国人和英国人有何差别,只有少数有经验的行商,在与美国人打交道后,才发现美国人的态度更为谦和友好,把他们称之为“新国民”。广州人用美国商船上的星条旗指代美国,称之为“花旗国”,中国官方则将美国国名译为“咪唎坚国”。这仅是对“America”的音译,完全忽略了“United States”的意思。

到19世纪初,美国对华贸易飞速发展,到达广州的商船已有三四十艘,可是清廷对美国的认知依旧止步不前,常常李代桃僵地将对英政策适用于美国人。对此美国商人十分不满。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为了美国在华商人的利益,专门派一位在纽约的中国人回国“传送消息”,希望中国政府清楚地认知“我们的情况和品格”,了解“我们与英国人之间的不同”,从而在“政策上对我们分别看待”。可惜这一外交举动并没有产生任何效果。

实际上,早期美国人和英国人在中国的作为并不相同。英国商人仰仗庞大的东印度公司的庇护,常常作威作福,不服从清政府的管制。而相形之下美国在华商人势单力薄,更愿意遵从清廷制定的规则,也更重视与中国人维持友善的关系。这在德兰诺瓦事件中美国人决定服从中国管辖权一例得到明证。用美国历史学家泰勒·丹涅特的话来说,“美国人实在是没有办法太逞能,或是以他们本身的自尊自大来报复中国人的自尊自大”。在维护中华正统的中国人和傲慢又富侵略性的英国人之间,美国人总是扮演着温和而又势利的中间人角色。它时而站在英国人一边共同谋求在华利益的最大化,时而站在中国人一边对抗英国垄断中国市场的种种企图。这一特点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之后。

1814年英美战争结束后,美国迅速壮大,它在中国的权势也与其国力同步增长。与之相应,美国人对待中国的态度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从屈服逐渐转向强硬。早期英美在华贸易中产生的摩擦,逐步被合作所替代。美国人开始追随英国贩卖鸦片,破坏中国主权和禁令。可是,这样一个逐步强大的美国依然没有引起清廷的重视。直到《望厦条约》签订之前,清廷代表对美国何时立国、何时来华通商这样的基本问题都没有概念。

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长期停留在“查明旗号”的阶段,至于地理位置、历史沿袭、风俗习惯等具体细节,倒是错误的知识比正确的还多。就连学识广博又关心外事的梁廷楠,也在《粤海关志》中沿袭旧说,将美国当成非洲的“利未亚之地”。另一种流行的错误观念是,美国为“海中孤岛”,面积狭小。还有人对美国的政治制度认知不清,称北美独立战争经历“十余年”,“设十二酋长以理事,一酋死,复公举之”。就连林则徐初到广东时,也曾闹过“美利坚国并无国主”,只有“二十四处头人”的笑话。这说明他们根本不理解美国的民主制度。

正是因为清朝统治者的故步自封,导致中国人对外部事物的认知越发落后。早期中国人的美国观是混沌一片的,它将美国置于中华帝国的天下观当中,罔顾其国家发展的真实情况,想当然地将它作为“化外蛮夷之邦”不加区别的对待,甚至不屑打探这些“外事”的内情,从而使得中国人对美国的认知严重脱离现实。在清朝统治者的观念中,只有自我,没有世界。它将中华民族孤立于世界进步的大潮之外,以为“封关”“禁海”就可以“制夷”,却不知“夷情”为何。就在中国沉浸于“天朝上国”的美梦时,外部世界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中国情愿与否,最终都被英国的大炮“轰出中世纪”,不得不“开眼看世界”。

二、走下神坛的理想国(1840-1899)


鸦片战争的失败让清政府和中国士大夫们的传统世界观受到震动,不得不正视那些西方“蛮夷”。战败后,清政府被迫与英、美、法等国家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将中国置于割地赔款的屈辱地位。这一奇耻大辱,迫使少数中国知识分子将目光投向海外,寻找“制夷”之策。在“开眼看世界”的过程中,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惊觉美国不仅不是“蛮荒之地”,还有诸多值得称道学习的地方。在美国传教士和清朝知识分子的描述下,美国摇身一变成为一个被理想化的完美国度。

林则徐组织编译的《四洲志》、魏源辑录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编著的《瀛环志略》和梁廷楠编著的《合省国说》,可谓第一波开眼看世界的浪潮下介绍美国概况的代表性著作。但是,正如王立新教授指出的那样,这四部著作有关美国的认知和见解主要来源于欧美传教士。其中,《四洲志》的资料主要来自于广州、澳门和南洋等地的外人报刊,而鸦片战争前后在华办报的主要是基督教新教教士。《海国图志》的资料除录自《四洲志》外,也主要来源于欧美传教士的著作,特别是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出版于1838年的《美理哥国志略》。而徐继畬编著的《瀛环志略》,则主要是通过与美国传教士雅裨理、甘明和在厦门英国领事馆访谈得来。不同于前三部以编撰“夷国夷语”为主的书籍,《合省国说》是中国人自己撰写的第一部有关美国的著作,但是作者梁廷楠依据的依然是裨治文撰写的《美理哥国志略》第二版,即《亚美利格合省国志略》。这说明,中国人开眼看世界之时,首先看到的是以美国传教士为首的西人向中国所描绘的美国。这样一种美国形象,集中体现在第一本向国人介绍美国的中文书籍《美理哥国志略》中。
华盛顿纪念碑内墙上摘录了《 瀛寰志略 》的石碑

《美理哥国志略》由美国来华的第一位传教士裨治文撰写。1838年,该书最初在新加坡印行,鸦片战争后修订再版,更名为《亚美利格合省国志略》。后来正是因为魏源、徐继畬等人大量征引该书,这本介绍美国史地知识的小书影响力大增。于是,裨治文在1861年修订后再出第3版,定名为《联邦志略》,足见其受欢迎程度。

裨治文在序言中表明了他撰写此书的目的,在于打破中国对美国一无所知的现状。来华七八年后,裨治文发现中国人“不好远游”,对“西国之光彩规模,杳无闻见,竟不知海外更有九州。或者上帝之启予心乎?”所以他才著书立说,希望可以向中国人传播西方知识和基督教福音,以达到“联四海为一家”的目的。裨治文在书中不仅介绍了美国的地理概况,还对美国的政治制度、礼乐教化和商业活动进行了大篇幅的描述,旨在全面展现美国的文明与富饶。这与中国人对美国蛮荒落后的“孤岛”印象形成了鲜明对比,仿若另一个国家。这样一种正面的美国形象无疑对中国人过去的世界观造成冲击,甚至对“天朝上国”的既有观念提出了挑战。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地理和科学知识的增加和眼界的开阔,而在于承认在华夏文明之外还有其他文明形式的存在”。

裨治文书中所描绘的美国景象经魏源、徐继畬、梁廷楠等人的转述和传播,对中国人的美国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魏源对《美理哥国志略》推崇备至,甚至在《海国图志》中几乎全部辑录了《美理哥国志略》的原文。通过他书中的评论,可见魏源对美国战胜英国的独立战争有着浓厚兴趣。他用“武”“智”“公”“周”“富”“谊”六字生动形象地评述了美国从殖民地独立到建立民主政体的过程。美国的这段历史让魏源意识到,英美之间利益不同,可以利用其矛盾“远交近攻”,“以夷制夷”。

但是,魏源对美国的认识过于表面化和理想化,他称美国“不横凌小国,不桀骜中国,且遇义愤,请效施驱”,是友谊之邦。与英国“以鸦片岁数千万竭中国之脂”不同,美国对中国而言有益无损。这种看法显然受到裨治文著作的影响甚大,只看到美国的优点而忽视了其在中国的野心。实际上美国也参与了罪恶的鸦片贸易,并搭乘英国武力的便车,迫使中国缔结不平等条约。

除了魏源,徐继畬所著《瀛寰志略》也对美国评价甚高。他将美国国名译为“米利坚合众国”,已经大致接近现代译法。徐继畬最为推崇的是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叹其“异人”,“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自此,华盛顿成为中国人尽皆知的伟人。据学者考证,徐继畬对华盛顿的事迹以及美国民主政体的认知,皆得自美国传教士雅裨理的传授。可见美国传教士在与中国知识分子交往时,已潜移默化地传播了美国知识和亲美观点。

梁廷楠也是在参阅《美理哥国志略》的基础上写成的《合众国说》。但这本书已不是简单的编撰摘要,而是他独立编写的美国史。梁廷楠对美国的民主制度印象深刻,认为美国已将儒家的民本思想付诸实践。他在序言中写到,美国“未有统领,先有国法。法也者,民心之公也”。特别是由选举产生的美国总统即“统领”,“限年而易”,“不能据而不退”,这才真正实现了“视听自民”的理想。梁廷楠还从地理环境、政治、民情等方面讨论了美国民主共和制确立的原因,代表着中国人对美国的认识已由表及里,“这是从感性向理性的起步”。

近代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将有关美国的知识和他们对美国制度的评论通过译著编著传播开来。但是在介绍美国的政治制度时,受到美国传教士等西人著述的影响,一味地对美国进行全盘肯定,称颂其“贤辟”之政,“无弊”之法,将美国描述为理想的国度,却忽视了其侵华本质。在近代历史上,美国与英、法、德等西方列强确有一点不同,就是它没有将中国变成殖民地的计划,而是更关注对中国人思想的改造与“提升”。著名的“中国通”费正清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曾犀利地评价道:
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为得到不平等条约中规定的特权,在中国干了这种不体面的勾当,这使美国人能够不必使用武力便享有了进行贸易和改变中国人政治信仰的机会。我想,这正是美国人对中国的永久性情感。他们对中国怀有基督教式的冲动感情,但同时又没有承担政治义务。英国海军提供了炮舰,美国人就可以布道了。



中国人的美国观从“化外蛮夷”的一个极端转向“理想国”的另一个极端,反映出近代中国人世界观的巨大转变。这种对美国制度毫不吝啬的赞扬和驱除“夷患”的强烈愿望,带有思想启蒙的进步作用,同时也反映出时代局限性。美国传教士在传播这种理想化的美国观时扮演了积极主动的角色。对传教士而言,中国人的闭关锁国根源于孤陋寡闻和夜郎自大,只有让中国社会认识到自身传统文化的狭隘和落后,推动中国社会的西方化和现代化,才能最终实现个人灵魂的拯救。他们声称要把“西方发明和发现的最丰硕果实”和各种知识传播给中国人,用“知识之炮”轰开中国人的信仰之门。

时至1860年代,在两次鸦片战争接连战败后,中国的洋务派人士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以及西方技术和文化的先进。用李鸿章的话来说,就是“中国日弱,外人日骄……若不自强,则事不可知”。洋务派希望借助西方专家,“师夷长技以制夷”,在中国发起一场“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在此过程中,中国人对美国的认识进一步加深。

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给洋务派留下了良好印象。他在1861~1867年担任公使期间,在国务卿威廉·亨利·西华德的指示下,与英法合作,广泛开展公正的外交活动以取代“武力外交”,既不要求占领租界,也不威胁中国的领土完整,赢得清政府的好感和支持。卸任后,蒲安臣得到清政府的委任,担任中国首任全权使节,代表中国政府出使美、英、法、德、俄五国,进行中国近代以来首次外交活动。蒲安臣使团的成功对于推动中国走向世界以及中美之间建立特殊关系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仅向欧洲国家宣传了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人对融入国际社会的渴望,改善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也让清政府增强了对美国人的好感和信赖。另一方面,蒲安臣代表中国与美国签订的《蒲安臣条约》,开启了中国留学生赴美留学的先河。此后中国出现了第一批官费留美学生,平均年龄只有12岁。这些留美幼童在美国接受西方教育,过美国式的生活,并成为美国学校中的佼佼者。他们回国后,分散到政界、军界、实业界和知识界各领域,成为晚清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洋务运动的初衷就是“中体西用”,借用西人的“富强之道”,以求中华民族的自强独立。在李鸿章看来,派遣幼童赴美“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以求洋人擅长之技”,是中国谋求自强、抵御外辱的根本。

洋务派对美国的看法还直接影响到清廷对美外交的政策。此时,美国是世界强国之一已是不争的事实。但与英法俄德等国相比,中国人认为美国是“自守之国”,对华亦“无狼吞虎噬之志”。这种看法沿袭了魏源曾对美国“不桀骜中国”的评价以及“以夷制夷”的提议。为了在应对列强侵略时获得喘息,不少洋务派人士主张联美抗英。但是,他们也逐渐意识到,美国虽然“无占我土地之心”,但亦靠不住,中国人只有变法自强。


中国人心目中的美国形象不会永远维持理想状态。随着晚清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亲身前往美国,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已不再局限于刻板的书本,还包括华工在美生活的亲身经历和游美旅者的观感。于是,另一个更为真实的美国逐渐显露出来。自1848年加州“淘金热”兴起,大量中国人移居美国,开始在新大陆谋求生计。赴美华工任劳任怨,采矿、筑路、垦荒、农耕,为开发美国西部立下汗马功劳,但是却并没有获得与之相称的待遇,反而被称为“黄祸”,面临着被驱逐、迫害、抢劫和屠杀。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使得华人成为不能向美国自由移民的唯一民族群体”,美国国内对华人的不平等待遇已经登峰造极。这样残酷无情、种族主义的美国是此前中国人在书本中未曾见过的。黄遵宪愤而慨叹“倒倾四海水,此耻难洗濯”。郑观应则在《哀黄人》一诗中控诉美国的苛政,对待中国人“视若仇人,贱如牛马”。令中国人不解的是,美国政治言自由,倡平等,“政体之公,为全世界第一”,又为何苛禁华工,“重失道德信义于我华人也”。最终,国人对美国种族歧视的愤怒于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中爆发出来。美国的排华运动给中国人的美国观也蒙上了阴影。

鸦片战争至19世纪末的这段时间是中国开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的开端,也是逐渐形成清晰的美国观的时期。在美国传教士和外交官的积极推动下,早期清朝士大夫都对美国留下了极佳的印象,这一印象带有对旧制度的不满,亦掺杂着中国人对新大陆的美好想象。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前往美国,受到种族歧视待遇之后,美国形象的阴暗面即呈现在中国民众眼前。传教士口中的美利坚似乎与中国人真实体验到的美国并不完全一样。至此,被神化的美国逐渐走下神坛,中国人开始用自己的双眼观察美国。
(未完待续)
谢谢阅读

编辑:@常帅  @蒋玉琪
责任编辑:@杨洁

关注并回复 关键词 查看相应内容

瑶湖读史 | 作者
王旭 | 程映虹 | 余英时 | 黄仁宇 | 严耕望 
钱穆 | 李剑鸣 | 梁漱溟 | 任东来 | 李光耀 
吴思 | 葛兆光 | 阎步克 | 钱乘旦 | 王立新 
陈悦 | 张勇安 | 石俊志 | 王学典 | 资中筠
高华 | 齐小林 | 魏格林 | 沈志华 | 尚小明 
向珂 | 黄宗智 | 荣新江 | 汪荣祖 | 丁则民 

关注并点击菜单 查看相应内容

瑶湖读史 | 目录
学术动态 | 投稿合作 | 关于我们 | 江右史学 | 江右学子
每日一书 | 瑶湖编译 | 史学理论 | 中国历史 | 世界历史

 
瑶湖读史:jxnuhistory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投稿邮箱:jxnuhistory@126.com
感谢您的持续关注!

我要推荐
转发到